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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除伪书外，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杨朱》篇体现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以及善恶不分的态度。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中庸》强调，一旦实现至诚，主客观就统一于神秘的道德境界中，所谓至诚如神，至诚之道，可以前知。

它对于中国美学的范式构建影响甚大。《中庸》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精神，与中国文学的写作精神是相通的，中国文学写作精神出于忧患意识，即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文心雕龙·神思篇》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孔子提出修辞立其诚，《礼记乐记》中指出：德者，性之端也。有的一时能守，但是时间一长就放弃了。

可见，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世上没几个人能做到。君子读之，岂惟多识?玩其指归，感善惩逸。（《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

对此，唐君毅先生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进行了阐释：中国人之以自然有德性、有价值，其根据则在中国人之道德精神之不私其仁与其德，故能客观化其仁德于宇宙间。《春秋繁露·如天之为》：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摘要：本文从宗教、哲学、伦理视角辨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与天人合德，认为董氏天的涵义主要是神灵之天、自然之天和道德之天。故位尊而施仁，藏形而见光者，天之行也。

《春秋》之中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等等。(陈静,《天人感应论与王充的批判》，张岱年等著,《中国观念史》， 2005年，第377页) 他还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其动以声而无形（《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乐器是通过无形的声音产生共鸣，天与人是通过无形的气产生感应的。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易传·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强调了天人是否合德的不同后果。

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都具有道德理性，以人伦道德性的天人合德为归宿，这集中地反映了董仲舒思想人文理性的本质特征。（桂思卓，2010年，第12-13页）恢复宗教性的神灵之天是其天人感应思想的主旨，董仲舒继商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论，强调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重新论证君权神授说。……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

另一方面，天之所以生养万物，其目的也全在于人。而且这种结构不仅仅是一种逻辑结构，更是一个大的有机体的构造（徐复观，2001年，第245页）。

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其实，在董仲舒之前即有天人感应，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

孔子淡化了天的人格神地位，开启了以人道为主的人文理性传统，但也强调知天命，尽人事。其实，董仲舒《春秋》灾异说是以宗教神秘的表象表达了一种道德理性的本质精神。董仲舒对自然现象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善于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来探讨哲学问题，如他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此种思想之精神，正通于西方理想主义唯心论之精神。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天生之以孝弟，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

作为天人感应的一种现象，灾异说是董仲舒为了给官僚们提供一种向皇帝进谏的精神武器，也是论证皇帝必须加强修身和为政以德的理由和根据。人道失主要是指君王为政之失，天就会出灾异以警告之。

董氏的基本立足点，依然是人而不是天。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显然，在董仲舒这里，天的意义和本质就是仁，换句话说，仁乃天之最高的道德准则，人要效法上天之仁，以仁民爱物。

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生了人，他就是人的曾祖父，这样董仲舒经过一种逻辑推衍就得出结论说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这实际上暗含以历史的经验理性来思考和解决天人之际这种哲学-宗教的形上之学问题的思路。一、董仲舒天论：涵义及结构 对于董仲舒的天论，学界历来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物固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以棘楚。

为了论证这个命题，董仲舒把天与人之间从外在形貌到内在性情都进行了一番奇特的比较，提出了人副天数的理论。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

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这样说当然只是一种方便说法，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更确切地说孔子应该是以人道为主而下学上达，通天地人，而老子则是天道为本，上道下贯，涵天地人。

故能不止于人生中言理想价值，于人上言心。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说法，将究天人之际的天人之学和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之学并提。《春秋繁露·精华》曰:《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墨子·法仪》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

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

除此而外，他更多地是对自然之天内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的探讨。正是因此，《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感应的中介是阴阳之气。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